校长说｜蔡风虎：儿时的家乡味

儿时，袅袅的炊烟里裹挟着忘不掉的家乡味，至今仍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。

在安丘的西南山里，土地大多是沙土地，不适宜种植小麦。因此，在八九十年代，老百姓的主食仍然以地瓜干（红薯）煎饼为主，而面食则相对较少。以煎饼为载体的各类美食也就应运而生，最典型的当属“煎饼卷大葱”，但在我的记忆里，最美不过“猪油煎饼卷大葱”。在当时的农村，不过年过节是很少吃到猪肉的，但父母有时也会去集市上买一点猪膘肉，回来熬成猪油，放在坛子里作为日常炒菜用的荤腥。猪油的存在，让我实现了从“花生油煎饼卷大葱”到“猪油煎饼卷大葱”的飞跃。把煎饼里面薄薄的抹上一层猪油，撒上点盐，捋上一棵葱，就这么一卷，咬上一口，满嘴的猪肉香，似乎让人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和不愉快，由此可见，“美食不可负”是很有道理的，因为它不仅满足了你的胃，更是提供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情绪价值。

除了煎饼，冬日里能慰藉肠胃的，便是那些被悉心“照料”的土豆了。

脱水的土豆干瘪地蜷缩在墙角里，那份“愁容”似乎是主人长时间不舍的一份懊恼。这种“珍惜”不是遗忘，更不是眷顾，而是用作不时之需的一种“救急”。儿时的冬天，没有什么时令蔬菜，土豆就成了萝卜白菜这些家常菜之外的宠儿，家里来人时可以做一道能端得上饭桌的佳肴。嘴馋的我总惦记着这几个“瘦疙瘩”，时不时的拿出一个，在石板墙上把土豆皮磨掉，然后切成长短不齐，粗细不一的土豆丝，锅里放点花生油，放上土豆丝和足够的盐，翻炒几分钟，就做成了一道美味的下饭菜。由于土豆太少，而盐却足够多，所以，两者平衡之后，留在记忆里的体会就是“盐多出味”。如今想来，那留在记忆里的咸，并非调味的需求，而是生活教会我们的一种关于‘珍惜’的味觉印记。

吃咸鱼到现在都是我的一种喜好，这可能是来源于小时候对它的一种奢望吧！小时候，一条咸鱼能让你的饭量翻倍升级，每当闻到谁家煎咸鱼，那口水也是控制不住的，回家总会追着父母要咸鱼吃，要了几回后，父亲就在赶集的时候或多或少的买一点回家。挂在墙上的咸鱼让我的眼睛盯得比猫都急，总想弄点煎着吃，可母亲总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敷衍我。有一次，父母去了姑姑家出门，我一看机会来了，就和哥哥商议着烧咸鱼吃（因为当时自己不会煎），说干就干，两人拿来一堆柴火就开始烧咸鱼，由于太过专注，没注意到火苗已把破碎的袄袖子引着了，等感觉到疼时，棉絮已开始燃烧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迅速地脱下袄，用水浇灭。烧糊了的咸鱼是吃了，但袄袖子烧了半截，受了半天冻了，还挨了一顿打。

“腌”和“晒”，是那个没有冰箱的年代里，母亲守护食物的智慧体现。母亲为了让摊好的煎饼不至于发霉变质，总会叠出一部分来晒干，放在盖垫上晾着。放学回家，父母还在田间劳作，无人管束且无忧无虑的我早就约好了伙伴要一起玩耍，但为了安抚饥饿的肚子，我会迅速拿一个干煎饼，跑到酱瓮边，熟练地掀开盖板，伸进手去抠一点自制的大酱，涂抹在干煎饼上，然后疯也似的出去玩去了。干煎饼抹大酱，吃起来那叫一个“香咸酥脆”，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孩子们最好的零食了。

做豆腐几乎是每年春节前必做的一件事。豆腐除了隐含“都有福”的寓意外，更多的是可以围绕豆腐制作一系列的菜品和食品，煎炸炖炒都可以用豆腐，另外，制作豆腐后的豆渣还可以发酵后制成“渣酱”，可供来年春天食用。做豆腐是个大工程，家里没有女孩，我就成了母亲的主要帮手，母亲为了哄我干活，答应我做豆腐时豆腐脑管够。在美食的引诱下，我从磨豆腐，烧豆汁，到点卤水，几乎全程参与。从下午开始忙，到做成豆腐，大约需要到晚上九点才能完工，此时的我已经是睡眼蒙眬，点完卤水后的豆汁无论发生什么变化，似乎都难以撑起我那打架的眼皮，趴在豆腐缸沿上的我，差点竖在了那缸豆腐脑里。一碗豆腐脑，一生豆腐情，直到现在，豆腐仍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道美食。

贫穷落后的过去，却难掩那幸福的童年；物质丰富的现在，却怎么也尝不到过去的味道。时光飞逝，人到中年的我，每每回想起儿时的家乡味，似乎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。